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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振立:虽然没怎么考虑过销售的问题,但是毕竟为了要养活两个助手,我的作品经常会廉价销售。不仅靠出售绘画作品,而且我还通过给别人赠送书法,换来一些基本的生活物品。书法仅仅是用来置换,从来没卖过钱。

于振立:1994年,我46岁,当时参加了中国首届油画提名展、中国首届上海双年展等,由于当时艺术市场也不错,所以在物质生活上,我完全可以过得很惬意。然而平淡的生活并不是我所想要的,再加上社会的转型、家庭的变动等,让我变得异常悲哀。痛定思痛之后我反而明白,我应该在自己剩下的一半时间里干点事情。于是,我从都市走入了大黑山,从原来的架上绘画走到生活里去,开始一种实验性的探索。以前有平下中农再教育,这次我就让自己成为彻头彻尾的实践者。中国一直也在提倡艺术家要深入生活,我就干脆把自己和平民百姓放在一起。刚进入大黑山的时候,很多人都不理解,各种猜测都有,有人以为我疯了,有人认为我只是暂时性的在山上待一段时间,有人以为我在作秀甚至很多老友都不理解。俗话说人往高处走,水往低处流,我反而是人往低处走,水往高处流。我在山上自己把自己圈起来,就像为自己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监狱,自己囚禁了自己。自囚与自逐本身就是一体的,并不矛盾。既然部落性的,集团性的行为可以存在,我这样一个自我放逐式的方式为什么不可以存在呢?

东方艺术大家:在开始创作抽象绘画之后,您在画面中引入了大量的综合材料,对综合材料的引入是抽象绘画的必由之路吗?您所引入的材料对您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?

东方艺术大家:您在生活上的自我放逐,是对于当下社会现实的一种逃避吗?

于振立:我曾经的画都是现实主义和写实主义等,直到现在变成了批判现实主义。用一些批评家的话说它是一种抽象写意主义。我只是想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于社会的关注,并非逃避。在这个过程中我获得了精神的自逐,但我毕竟还是依附于社会中的人,所以身体的自逐就很难了。这次展览对我而言宣告着死亡,亦宣告着新生。

采编/张瑜洋

东方艺术大家:在《空始》和《绽放》等系列作品中,没使用艳丽的色彩来强化作品的视觉效果,大量灰色的运用和您的创作理念相关吗?

于振立:我现在把过去每一个时期的作品都看作是一个过程,就像每个人小时候都会干坏事一样,我想现在我们也不会去埋怨那时候的自己吧。油画本来是西方的绘画形式,中国人封闭了几千年,但又很想知道外面,唯一让西方文化流进来的形式,没有别的就是油画。当时政府正在主张对外开放,我为什么就不能开放。在这个过程当中,我经过无数次的试验。整个八十年代就像一个孩子与母亲之间的关系:小时候特别想逃脱母亲的怀抱,总以为外面的世界才是最美的,但是在外面呆久了却又想回家看到母亲,时间久了又想从家出去,一直出出进进,直到最后又开始寻找回家的路。但是家并非我想象的温馨,她破烂不堪的样子,让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重建家园,亦是精神的家园。

类似装置的呈现方式,最初也有考虑。但是后来觉得这种方式在国际上太流行,我的这些作品主要是用生活垃圾制作的,无法临摹。我把每个瓶子都看作我自己,被喝完茅台酒的瓶子,依然还是会被放在犄角旮旯,或者直接当做破烂来卖,它的高贵感已经荡然无存,就像我走到山上之后,社会看我就像是我在跟大伙开玩笑。起初,他们用怜悯的眼光看我,后来就直接看成了自作自受。第一展厅是我十八年来真正的展览成果。

东方艺术大家:在本次个展的一层,用影像记录您工作室和周边环境的状况,为什么会使用这段影像作为整个展览的开场白呢?没有考虑过用一些实物来作为注脚吗?

东方艺术大家:从早期红光亮的宣传画到现在完全抽象的绘画作品,您觉得自逐是对您创作状态的一种准确描述吗?

于振立:我的创作是有一定规律的,主要是还是根据自己对于家园建设的规划进行的。就像我需要一个大的工作室,我就会开始着手建设。

东方艺术大家:您从未考虑过自己作品的销售情况吗?支撑您创作的经济来源是什么?

1994年,有一个怪人在他事业巅峰的时刻,从大连市区搬到了大黑山,一待就是十八年,他就是于振立,一个特立独行的艺术家。他留着稀疏的长发,说着一口地道的大连普通话,浑身散发着江湖气。从1969年,于振立第一张红光亮的宣传画《广阔天地炼红心》到《吃喜酒的女人们》的现代主义创作手法,再到1989年的抽象主义的《图式》。于振立一直在不停的探索,确立了以抽象形式作为自己的绘画语言。1994年,他来到大黑山,从此将艺术与生活完全的融合在一起。在他的抽象创作里,直接利用大黑山的土作为绘画材料,并在此后的十八年中,以生活周遭的垃圾来为自己营建着一个真实存在着的家。在于振立看来,那些废弃物身上有他自己的影子,不管曾经多么光鲜亮丽,但最后的结局还是会被放在犄角旮旯,甚至成为废品被变卖掉。抽象作品里的土则恰是他自己的骨灰,经历过家园被破坏的他,想用土再次重建他曾经的故园,于振立就是这样一位土里土气的艺术家。

于振立:这个展览分为三个展厅,但是以第一大厅为主。自逐主要是通过影像的方式来传达的,来讲诉我这十八年的艺术创作的状态。我当时不如意的事情比较多,怎么说和做都是错。我觉得当时是有点小人当道,但是我可以在山上找到一些生的希望。自囚就是为了自救。

于振立:20世纪,抽象艺术时代已经来临。现代艺术并没有采用综合材料,就像美国艺术家波洛克,他把颜料淋漓尽致的泼洒出去,但是他依然停留在平面的基础上。尼采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第一个旗手,杜尚是第一个玩现成品的艺术家,开启了整个后现代主义的思潮。在我看来,死亡就是新生。深受其思潮影响的我,开始考虑如何抽象作品的创作,不拘泥于创作形式,创作材料,创作工具。于是,我在创作中引入了自然的土。小时候,我们家没有房子,所有居所都在移动,直到我结婚,所以我对家特别在意,可是现代化的进程让我曾经生活过的家都消失了,甚至连我最钦佩的蔡元培故居也不存在了。这些事情对我的触动很大,尤其是在我父亲去世之后,我越发觉得这个土就是我自己,是我的骨灰。

东方艺术大家:您的创作状态是怎样的?是有规律性的工作?还是很随性的?

东方艺术大家:上世纪80年代,您曾尝试过很多西方现代艺术的表现风格,您如何看待自己那个时期的创作呢?

于振立:二十年前,我的点画具象绝对是灰色的,从《空始》系列作品开始,我尝试着使用更多的颜色,到《绽放》系列时我都觉得已经是很艳了。尽管你们还是觉得整体作品的色彩偏灰。灰色应该还是我对于土这一事物的追捧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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